一、引言
站在香港太平山顶俯瞰维港，璀璨灯火映照着百年沧桑。这里曾是鸦片战争硝烟散落后的伤口，也是1997年回归之夜万人欢呼的舞台。而这一切转折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82年那个秋日的北京。1982年的中国，正站在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彼时，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箭在弦上，中国既要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又要确保香港平稳过渡，每一步决策都牵动着民族命运。邓小平面对“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时那句掷地有声的宣言：“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不仅改写了香港的命运，更在世界外交史上刻下了中国人的气节与智慧。
邓小平同志的《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首次系统阐述“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不仅为香港回归奠定理论根基，更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国家统一道路的重要里程碑。对我们青年一代而言，研读这篇经典，不仅是学习历史，更是要从中领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智慧，感受老一辈革命家的战略眼光与责任担当。
二、从屈辱到觉醒的历史记忆
香港问题的经纬线，始终缠绕着近代中国的屈辱与抗争。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不仅割让了香港岛，更使中华大地蒙上了深深的阴影。当清廷代表耆英签下名字，那一刻，珠江口的潮水见证了清王朝在近代化冲击下，国家主权受损的历史转折。此后的《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九龙与新界相继纳入殖民版图，构成中国人心中长达155年的历史隐痛。屈辱，成为了那个时代无法磨灭的标签。
20世纪80年代，新界租约即将到期。彼时英国刚刚在马岛战争中取胜，“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带着“主权换治权”的方案来到北京。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中，撒切尔夫人提出 “三个条约仍然有效” 的外交辞令。对此，邓小平明确回应：“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强调1997年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她或许未曾料到，面前这位身高不足一米六的老人，会用比钢铁更坚硬的意志捍卫国家尊严。这一次，中国人已不再是任人摆布的"东亚病夫"。任何试图延续殖民特权的主张，都无法阻挡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决心。
三、邓小平三个基本立场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在《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三个基本立场：
1. 主权问题不容谈判
谈及主权，邓小平立场坚定、态度明确，不容有丝毫含糊。他斩钉截铁地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这个论断根植于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近代中国因主权丧失而饱受欺凌，百年前的屈辱如阴霾笼罩着中华大地。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每一次妥协都换来更深的屈辱。他说出这句话时，手中握着的不仅是谈判桌上的筹码，更昭示着中华民族挺直的脊梁。
"如果1997年还不收回香港，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今天，当我们看到香港青年在中环街头挥舞国旗，看到港珠澳大桥如巨龙跨越沧海，更应懂得邓小平轻叩桌面强调的"中国领导人绝对不做李鸿章"的分量，更应懂得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是时代的担当。
2.港人治港的制度创新
在主权原则确立后，邓小平面临的更大挑战，是如何让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怀抱中绽放异彩。
"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邓小平用九个字勾勒的愿景，曾让许多香港同胞将信将疑。在冷战铁幕尚未完全消融的1980年代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壁垒森严，让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根，不啻为天方夜谭，其难度可想而知。但邓小平以惊人的政治魄力，在南海之滨的香港实践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从1978年会见日本友人时首次提出"尊重台湾现实"，到1982年正式确立"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国策，邓小平始终强调"主体是社会主义，小范围资本主义不影响大局"。这种将原则性与灵活性完美结合的政治智慧，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又为香港繁荣稳定提供了制度保障。
历史的长河奔涌向前，从金融中心的高楼大厦到传统街市的烟火气息，从国际赛事的激情澎湃到文化活动的丰富多彩。“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保持了自由港地位，成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1997年至2024年，香港GDP年均增长3.2%，人均GDP从2.7万美元增至5.41万美元，绽放出了独特的魅力与活力，也印证了邓小平这一构想的远见卓识。他当年描绘的市井图景，如今已成为"一国两制"最生动的注脚，见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包容性。
3.过渡期的未雨绸缪
香港自1982年开启回归倒计时，迎来长达十五年的过渡期。邓小平知道，过渡期是香港回归的关键阶段，每一步都关乎香港未来的走向与命运，稍有不慎就可能遭遇风险。如何使香港在这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是中英两国政府需要妥善商谈的重要问题。
邓小平对波动的预判，体现在对细节的极致把控，也展现了邓小平刚柔并济的智慧。当英国提出要保留九千名驻港英军时，中方谈判代表将茶杯轻轻推向桌沿：“驻军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就像油麻地果栏的秤杆不能缺了准星。”这番话既带着市井烟火气，又字字千钧。最终，驻港部队军营选址刻意避开闹市，赤柱炮台昔日的炮管被改造成观景平台。
邓小平在《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中高瞻远瞩地指出：“小波动不可避免，但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十五年载春秋，中英两国虽在个别议题上有过交锋，但总体维持了“大局稳定、细节磋商”的合作基调。从1985年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到1996年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诞生，从保持港元汇率稳定到跨境基础设施如落马洲新口岸的建设，过渡期的每一步推进都印证了邓小平的预判——当两个负责任的大国以“为香港谋长远”为共识，就能将潜在风险转化为制度创新的动力。回归后的香港，依旧保持着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东方之珠”的光芒更加璀璨夺目。
四、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从新时代回望，邓小平《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早已超越香港回归历史事件本身，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国家治理的思想宝库，更向世界贡献了和平解决争端的中国智慧。
在国家治理层面，“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伟大创举。香港回归后，既以自由港地位、普通法体系维系国际竞争力，又深度嵌入国家发展大局——从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央“全力护盘”的定海神针，到2020年国安法落地后经济V型反弹的韧性彰显，再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跨境科创合作”“专业人才互认”的制度突破，香港与内地形成“经济命运共同体”。2024年香港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第四，人均GDP达5.41万美元，印证了制度包容性带来的乘数效应。
在国际视野下，“一国两制”树立了和平解决争端的全球标杆。 冷战后世界面临领土争端、文明冲突的治理困境，而邓小平以“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智慧，将殖民遗留问题转化为制度创新契机。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评价：“香港模式证明，对话比对抗更有力量，包容比排斥更具智慧。”
“一国两制”的实践，本质是制度文明对时代命题的回答。它昭示着真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需以制度定力锚定方向，以文明胸襟拥抱世界。当紫荆花与木棉花在伶仃洋畔交相辉映，我们触摸到的，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
五、个人感悟与新时代青年担当
站在太平山顶眺望维港，对岸林立的摩天大楼与往来穿梭的货轮，勾勒出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繁华图景。但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历史的褶皱，会发现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荣光，都凝结着先辈们的智慧与抗争。
研读《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最令我深有感触的莫过于邓小平的战略智慧。他在谈判桌上的果敢，源于对历史的深刻洞察；他对“港人治港”的坚持，饱含对香港同胞的信任；他对过渡期的细致规划，彰显着“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这种精神，激励着我们在面对复杂挑战时保持清醒，在追求理想时脚踏实地。无论是投身科技创新、文化传承，还是参与社会建设，我们都应牢记：个人的奋斗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唯有将“小我”融入“大我”，才能在时代浪潮中书写无悔青春。
青年是历史的见证者，更应成为未来的创造者。香港回归后的实践告诉我们，“一国两制”的成功绝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代代人用行动守护。当香港国安法落地、选举制度完善，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清醒认识到：国家主权是香港繁荣的根基，“背靠祖国、面向世界”才是香港发展的底气。在香港街头，年轻学子自发组织“中国历史文化之旅”；在国际舞台，香港青年创业者带着粤港澳大湾区的项目站上世界创新大赛的领奖台；在社区角落，青年义工用粤语讲解《国安法》，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这些微光汇聚成炬，照亮着香港的未来。
六、结论
从1842年的屈辱割让到1997年的荣耀回归，从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到“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香港的百年历程，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更是一曲荡气回肠的国家意志赞歌。邓小平的《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为香港回归与长远发展锚定了航向，更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开创了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全新范式。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仍在续写新篇。我们坚信，在“一国两制”的护航下，香港这颗“东方之珠”必将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而中国这艘巨轮，也必将破浪前行，驶向更加辽阔的未来！
